我国古代东晋时期便出现的传统商业，历史悠久，至今民间还流传着“海内十分宝，徽商藏三分”的说法。

因其兴盛繁荣，鼎盛时期富可敌国，徽商惊艳了明、清两个时代，而其所诞生的徽商文化、徽商精神也为我国的文化历史留下来一笔宝贵的财产。这个与潮商、晋商，合称中国“三大商帮”的徽商为何能够盘踞中华三百年呢？其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一、徽商来历

1、徽商的来源

原来，徽商按照字面的意思是徽州商人，当然这并不是指安徽的商人，而是指古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

《徽州府志》记载：“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可见古徽州的普通百姓以商人居多。

除此之外，徽商还有“新安商人”之称，又可称“徽帮”，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其东晋萌芽，唐宋时期开始成长，明清时期兴盛，到了清后期，其随着清封建经济制度的破灭而衰弱至消亡。

有史料记载徽商的活动范围为：“藉怀轻费遍游都会,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

在明清时期，他们的经营范围，东可抵淮南地区，西达滇、黔、关等地，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两省，甚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国家都有他们的身影，可见徽商鼎盛时期经济活动范围遍布大江南北各地。

《歙志·传》中描述:“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鉴于徽商的繁盛，当时他们的资产可谓“富可敌国”，占据全国的4/7，甚至比当时的国库的收入多得多。

其实，微商的诞生究其原因，有三点，其一为“郡在山谷， 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的无奈，徽州地区山多田少的客观条件影响，后伴随着徽州的发展人口增多的压力导致了这里的人们不得不从事商业，养家糊口。

其二便是当地丰富的物产资源与“上接闽广，下接苏杭”的水路交通，外加当时“衣冠南渡”事件使得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关键契机，这样“天时地利人和”的这三重条件影响，刺激了徽州人经商的欲望。

其三为徽州人自己的“思变进取创新”精神的导致的结果，他们直接冲破了世俗偏见，勇敢的打破了古代“重农抑商”思想与制度的束缚，才使许多徽州百姓变为徽商，才造就了了徽商后来的鼎盛。

二、发展繁荣的原因

1、徽商的儒行

实际上，徽商不单单是商人，其在民间还有着“徽骆驼”的美称，他们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商人群体，历来奉行“贾道而儒行”，可谓“亦儒亦商”，因此又被称“儒商”。

要知道古代的商人虽然家产颇丰，但实际地位低下，于是徽商为了获得与经济地位成正比的社会地位，其很有头脑的采用“儒”作外衣来包装自己。

这样的儒商有着自己一套的商业道德，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他们认为“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尤其是徽州的粮商、典商甘愿当廉贾，用薄利手段与其他的商人竞争。

此外，儒商信奉见利思义，以义取得利的义利之道，特别是在一些饥荒时期，他们还会特意去购买大批粮食赈灾捐款。

当时明朝年间，一位名叫胡仁之的徽州粮商，面对饥荒时期的“斗米千钱”的利益驱使下，他坚定不移的选择坚持货真价实，没有和其他的商人同流合污在粮食里面掺杂假货，用来坑害灾民、百姓。

无独有偶，清朝时期，一个卖笔墨店铺的徽州老板胡余德发现自己店内所卖的墨锭存在一些质量问题，均是瑕疵品后，他毫不犹豫的决定停止售卖该类型的墨锭，并高价回收之前卖出去的所有墨锭，最后将其销毁。

徽商这种不以功利为急、乐善好施以及反对和鄙视欺骗客户的儒家行为，让他们的名誉响彻五湖四海，他们的商品自然而然的在百姓、士人当中受到欢迎，由此兴盛繁荣也便不足为奇了。

2、徽商精神和教育

前文提到徽商实际上是儒商，他们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致使他们区别于其他商人的轻利重义，无论是他们的思想还是行为上都带着浓浓儒学气息。

儒家的思想当中有一条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的“修身”作为后续“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其重要性不用多提。因而徽商对后代的教育也十分的注意精神上培养，培养敬业爱国的精神，这也是他们能够占据中华300年的原因。

得益于徽商这种精神，他们将个人利益和国家朝廷利益相联系。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建立之初、天下未定之际，漠北蒙古的残存势力入侵中原，当时明政府缺少军粮，那时徽商不远万里、跋山涉水的向边关输送粮食，期望国家能够胜利。由此获得了皇帝的认可，此刻徽商才真正的繁荣兴盛起来。

后来的抗击倭寇的战事中，格局远大的徽商不仅在背面为明朝廷提供后勤的物资支持，还在正面的战场上奋勇杀敌，一直身体力行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到了清朝时期，聪明的徽商抓住了当时清政府颁布纲盐制度的时机，趁此机会直接垄断了大部分盐业市场。他们还把官、商的利益绑在了一起，使二者融为一体，让徽商背靠官方的支持，此后便拥有了200多年的盐商特权。

除了徽商的爱国精神外，他们能够繁荣不衰还与其重视教育，重视学识的态度有关。

最初，自第一批徽商发家致富、衣锦还乡后，开始修桥建路和兴建祠堂、开办学堂等，之后的每一批徽商都特别重视故乡教育的发展，期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方法培养管理人才、做官的人才，加深自己的势力。那时的徽商十分有先见之明，他们十分清楚自己的商贸优势和成功皆依靠以血缘为联系的宗族势力影响，一旦这些势力变小，商品的竞争优势便荡然无存了。

于是为了壮大自己势力，他们决定让故乡的人们一同致富，堪称古代版的“先富带动后富”。故无论是徽州本地，还是他们经商的驻留地，徽商都毫不吝惜钱财建造学校，投资大量的学生。

慢慢的随着徽州地区经商的人越来越多，不仅有“以贾代耕，寄命于商”的说法，还衍生了“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传统，甚至许多徽商将读书写进了家规、族规当中。

例如，清朝雍正时期，著名的《吴氏家规》中写道，“族中子弟，有器宇不凡、资禀聪慧而无力从师者，当收而教之，或附之家塾，或助以膏火……作将来模楷，此是族党之望，实祖宗之光，其关系匪小。”

据统计，自从乾隆到嘉庆十年这70年之间，徽商子弟中有256人通过科举顺利的入仕，而相同条件下的晋商只有22人罢了，甚至有的徽商子弟还官至宰相，可见徽商的重视教育的成果斐然。

另外，《旌阳程氏宗谱》谈到：“年十六而外贸……然雅好诗书，善笔丸，虽在客中，手不释卷”，换句话说，徽州人在经商之前就已经饱读诗经，学富五车了。

在这样的风气下，培养出来的商人已经脱离了传统的商人的桎梏，其格局和眼光也不是一般商人可比拟的，更加的符合时代的发展，这样为后来徽商的昌盛奠定了人才基础。